吾父崇祀乡贤志喜四首末一道耑谢诸友 其一

　　公一女，嫁为畿辅某官某妻。公夫人甚爱女，每迎女，婿固不遣，恚而语女曰：“而翁长铨，迁我京职，则汝朝夕侍母；且迁我如振落叶耳，而固吝者何？”女寄言于母。夫人一夕置酒，跪白公。公大怒，取案上器击伤夫人，出，驾而宿于朝房，旬乃还第。婿竟不调。
　　王翱的一个女儿，嫁给京城附近的一个官员为妻。王翱的夫人非常疼爱女儿，每次要女儿回家，女婿坚持不放走。他愤怒地对妻子说：“你的父亲是选拔官吏的长官，把我调到京城做官，那么你可以整天陪侍你的母亲。况且调动我轻易得就像振落树叶，有什么可吝啬的呢？”于是女儿将想法告诉了母亲，夫人在当天准备了酒菜，跪着禀告王翱，王翱非常生气，拿起几案上的器具打伤了夫人，出门去，坐马车住到朝房里，十天后才回家，女婿最终没有被调职。

　　公为都御使，与太监某守辽东。某亦守法，与公甚相得也。后公改两广，太监泣别，赠大珠四枚。公固辞。太监泣曰：“是非贿得之。昔先皇颁僧保所货西洋珠于侍臣，某得八焉，今以半别公，公固知某不贪也。”公受珠，内所著披袄中，纫之。后还朝，求太监后，得二从子。公劳之曰：“若翁廉，若辈得无苦贫乎？”皆曰：“然。”公曰：“如有营，予佐尔贾。”二子心计，公无从办，特示故人意耳。皆阳应曰：“诺。”公屡促之，必如约。乃伪为屋券，列贾五百金，告公。公拆袄，出珠授之，封识宛然。
　　王公做都御史时，同太监某人镇守辽东。这个太监也奉公守法，同王公相处得很好。后来王公改调两广任职，太监哭着送别，赠给大宝珠四枚。王公坚决辞谢不受。太监哭着说：“这大宝珠不是受贿得到的东西。以前先皇把僧保所买来的西洋珠赏赐给左右近臣，我得到八枚，今天拿一半给您赠别，您本来就知道我并不是贪财的人啊。”王公接了宝珠，放进自己所穿的披袄，把它缝在里面。后来回到朝廷，寻找太监的后代，找到了他的两个侄子。王公安慰他们说：“你们的老人很廉洁，你们恐怕为贫穷所困吧？”二人都说：“是的。”王公说：“如果你们要有所经营，我帮你们出钱。”太监的两个侄子心里盘算，王公无法办到，只不过是表表老朋友的心意罢了。都假装答应说：“是”。王公几次催促他们，一定要按照说定的办。于是他们就假造了一张买房子的契约，开列的价钱是五百两银子，告诉王公。王公拆开披袄，取出宝珠交给他们，那包裹的记号，仍然是原来的样子。

故园三径吐幽丛，一夜玄霜坠碧空。
老旧园子里的小路旁已经长出了幽幽的花丛，一夜之间清露从天空坠下落在花上。

多少天涯未归客，尽借篱落看秋风。
有多少远在他方为客的未归人啊，只能借着篱笆看看秋天的景色。

参考资料：

　　于园在瓜洲步五里铺，富人于五所园也。非显者刺，则门钥不得出。葆生叔同知瓜洲，携余往，主人处处款之。
　　于园在瓜洲停船的地方，叫做五里铺，它是富人于五所建筑的园子。不是有地位的人投下名帖，那么就不会用钥匙打开门来迎接客人。葆生叔在瓜洲任同知，带我前往于园，于园的主人处处殷勤招待我们。

　　园中无他奇，奇在磊石。前堂石坡高二丈，上植果子松数棵，缘坡植牡丹、芍药，人不得上，以实奇。后厅临大池，池中奇峰绝壑，陡上陡下，人走池底，仰视莲花反在天上，以空奇。卧房槛外，一壑旋下如螺蛳缠，以幽阴深邃奇。再后一水阁，长如艇子，跨小河，四围灌木蒙丛，禽鸟啾唧，如深山茂林，坐其中，颓然碧窈。瓜洲诸园亭，俱以假山显，（胎于石，娠于磊石之手，男女于琢磨搜剔之主人），至于园可无憾矣。
　　于园中没有其他的奇特的地方，奇就奇在用石块堆砌的假山。堂屋前有两丈高的石头假山，上面栽种了几棵果子松，沿坡栽种了牡丹、芍药，人不能到上面去，因为这里没有空隙、满满当当而奇特。后厅临近池塘，池塘里有奇异的山峰和陡峭的山沟，直上直下，人们行走在池塘的底部，抬起头来看莲花，反而像在天上，这里因为空旷而奇特。卧房的栏杆外面，有一条沟壑盘旋而下，好像螺蛳盘旋形的外壳，这里因为阴暗深远而奇特。再往后还有一座水阁，长长的形状像小船，横跨在小河上。水阁的四周，矮小的灌木生长茂盛，鸟儿在这里叽叽喳喳，人好像在深山密林之中。坐在阁子中，这里的境界使人感到舒坦、碧绿、幽深。瓜洲的许多园林亭榭，都是凭借假山而有名声。这些假山在自然山石中怀胎，在堆砌山石的人手中孕育，在主人的精细构思中诞生，这样的假山石安置园林之中就不会使人不满意了。

角声吹彻梅花，胡云遥接秦霞。
边塞的号角吹奏着《梅花三弄》，胡地的云彩连接着秦地的晚霞。

白雁西风紫塞，皂雕落日黄沙。
北方边塞西风烈烈，大雁高飞，黄昏时节，黄沙漫天，皂雕盘旋飞翔。

汉使牧羊旌节，阏氐上马琵琶。
汉使苏武拄着大汉使节的旌节在牧羊，王昭君在马背上弹奏着一曲曲琵琶。

梦里身回云阙，觉来泪满天涯。
想来他们在梦中应该回到了汉家宫殿，只怕是醒来后只能泪洒天涯。

　　士君子立身事主，既名知己，则当竭尽智谋，忠告善道，销患于未形，保治于未然，俾身全而主安。生为名臣，死为上鬼，垂光百世，照耀简策，斯为美也。苟遇知己，不能扶危为未乱之先，而乃捐躯殒命于既败之后；钓名沽誉，眩世骇俗，由君子观之，皆所不取也。
　　士人君子要建立功名，侍奉主人，既然被称作知己，那就应当竭尽智谋，诚恳地加以劝告，巧妙地加以开导，在祸患还未显露时就消除它。在动乱发生之前保住社会的治安，使自己不受损害，主人没有危险。活着是著名的忠臣，死后做高尚的鬼魂，流芳百世，照耀史册，这才是完美的士人。如果遇到知己，不能拯救危难于动乱之前，而在事情失败之后才去献身自尽，沽名钓誉，迷惑世人，夸耀于社会，这在君子看来，都是不足取的。

　　盖尝因而论之：豫让臣事智伯，及赵襄子杀智伯，让为之报仇。声名烈烈，虽愚夫愚妇莫不知其为忠臣义士也。呜呼！让之死固忠矣，惜乎处死之道有未忠者存焉——何也？观其漆身吞炭，谓其友曰：“凡吾所为者极难，将以愧天下后世之为人臣而怀二心者也。”谓非忠可乎？及观其斩衣三跃，襄子责以不死于中行氏，而独死于智伯。让应曰：“中行氏以众人待我，我故以众人报之；智伯以国士待我，我故以国士报之。”即此而论，让馀徐憾矣。
　　我曾经因此评论过豫让。豫让做智伯的家臣，等到赵襄子杀了智伯，豫让为他报仇，名声显赫，即使是平民百姓，也没有一个不知道他是忠臣义士的。唉！豫让的死当然可以称为忠了，可惜，在怎样死的方式上还有不忠的表现。为什么呢？看他漆身吞炭，对他朋友说：“我做的事情都特别难，我是想用这种做法使天下后世做臣子而怀有二心的人感到羞愧。”这能说他不忠吗？等看到他连续三次跳起来，用剑来刺赵襄子的衣服，赵襄子责备他不为中行氏而死，却单单为智伯而死的时候，豫让回答说：“中行氏像对待一般人那样对待我，所以我就要像一般人那样去报答他；智伯把我当国士对待，所以我就要像国士一样报答他。”就此而论，豫让就有不足之处了。

　　段规之事韩康，任章之事魏献，未闻以国士待之也；而规也章也，力劝其主从智伯之请，与之地以骄其志，而速其亡也 。郄疵之事智伯，亦未尝以国士待之也；而疵能察韩、魏之情以谏智伯。虽不用其言以至灭亡，而疵之智谋忠告，已无愧于心也。让既自谓智伯待以国士矣，国士——济国之上也。当伯请地无厌之日，纵欲荒暴之时，为让者正宜陈力就列，谆谆然而告之日：“诸侯大夫各安分地，无相侵夺，古之制也。今无故而取地于人，人不与，而吾之忿心必生；与之，则吾之骄心以起。忿必争，争必败；骄必傲，傲必亡”。谆切恳至，谏不从，再谏之，再谏不从，三谏之。三谏不从，移其伏剑之死，死于是日。伯虽顽冥不灵，感其至诚，庶几复悟。和韩、魏，释赵围，保全智宗，守其祭祀。若然，则让虽死犹生也，岂不胜于斩衣而死乎？
　　段规侍奉韩康子，任章侍奉魏献子，并没有听说待他们如同国士，可是段规、任章却尽力劝说他们的主人顺从智伯的无理要求，割给智伯土地，使他志气骄盛。从而使他更快地灭亡。郗疵侍奉智伯，智伯也没有待他如同国士。可是郗疵却能洞察韩、魏的企图来劝谏智伯。虽然智伯不采纳他的意见以至于灭亡，但是郑疵的智谋忠告，已经是无愧于心了。豫让既然自己认为智伯待他如同国士了，所谓国士，是为国家济困扶危的人。当智伯对土地贪得无厌之日，放纵情欲，荒淫暴虐之时，作为像让，正应竭力来尽自己的职责，耐心地劝谏自己的主人说：“诸侯大夫应各自安心守着自己分内的土地，不要互相侵夺，这是自古以来的规矩。如今，无缘无故地向人家索取土地，人家不给，就要产生忿恨之心；人家给了，就产生骄横之心。忿恨必然会引起争斗，争斗必然会失致；骄横必然傲视一切，傲视一切必然导致灭亡。’非常耐心诚恳地劝谏，一次不听，再来第二次，第二次不听，再来第三次，第三次劝谏还不听从，再把那伏剑而死的行动安排在这个时候。这样一来，智伯虽然顽固愚昧，但受至诚之心的感动，也许会重新醒悟，从而与韩、魏讲和，解除赵国的围困。保全智氏的宗族，使他们能香火不断，延续不绝。假如这祥，豫让虽死犹生，难道不胜过斩衣而死吗？

　　让于此时，曾无一语开悟主心，视伯之危亡，犹越人视秦人之肥瘠也。袖手旁观，坐待成败，国士之报，曾若是乎？智伯既死，而乃不胜血气之悻悻，甘自附于刺客之流。何足道哉，何足道哉！虽然，以国士而论，豫让固不足以当矣；彼朝为仇敌，暮为君臣，腆然而自得者，又让之罪人也。噫！
　　但豫让在那时，竟至连一句开导主人，使他醒悟的话都没说。看着智伯的危亡，就像越人远远地看秦人的肥瘦一样。袖手旁观，坐待成败，国士的报答竟然能像这个徉子吗？直到智伯已死，豫让才压抑不住愤怒的血气，甘心情愿地加入刺客的行列，这有什么可以值得称道的呢？有什么可以值得称道的呢？虽然这样，但用国士的标准来评价豫让，豫让的确是不配的了。可是同那些早晨还是仇敌，晚上就变成了君臣，厚着脸皮自以为得意的人相比，他们又都是豫让的罪人了。唉！